【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百年回望】杨海蛟|坚持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一个昌明、繁荣的国家与社会，都不可缺少科学政治学理论的支撑与引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政治学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扑朔迷离的政治现象得到了科学的阐释，并在指导实践的进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的政治实际相结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列强的宰割和蹂躏，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改变这种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然均未能如愿。内忧外患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说，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理论、多党合作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国家职能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监督的思想、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党的建设理论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等一系列政治学说，在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引领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破天荒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伟大战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总结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变化发展的内外条件，展开了集成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探索历程，以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回答了一系列前人所未曾遇到或没有给出确定答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澄清了一些可能对改革事业造成阻碍的重大疑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确立了总依据；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重释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与方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动力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等重要命题，引领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突破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迈向持续深化的新阶段，谱写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新篇章，为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针对很多领导干部醉心于经济建设和日常事务，出现“政治冷淡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现象”，以及政治观点错误、政治立场缺失、政治纪律松弛、政治敏锐性下降、政治鉴别能力偏差等严重问题，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本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科学论断，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根据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分析了新时期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结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出了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的思想。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任务的总体规划中，通过坚持立场、原理与创新视角、思路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在深化改革阶段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历史遗留问题在改革发展中陆续得到解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维稳形势日益严峻；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财政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央地关系亟待优化；民主制度建设中民众参与渠道的拓展与民众参与诉求有待进一步相适应；对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同时中西方观念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互联网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意识形态渗透和安全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办好国内的事情”的总体思路下，围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成果由谁享有”等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主要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转向确保经济稳定健康成长，大力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确保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从而巩固总体和谐稳定的大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在运用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在具体观点、论断的层次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而且在方法论方面也有所创新，提出了“统筹兼顾”的理念方法，处理转型发展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创造性地将实现社会和谐的重点工作放在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以此“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依据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的特点，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始迈入一个超越的全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也日益凸显，从而对深化改革、提升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就国内而言，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等指标都已跃居世界前列，民生保障体系日益健全，社会各阶级阶层人民群众保障自身权利、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曾经为经济发展硬指标所暂时掩盖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除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历史遗留问题之外，在先富导向改革中产生的阶层之间的分化乃至固化的趋势，导致社会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不均衡、不合理的样貌，而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一些弊端，也在处理基层社会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问题领域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同时，由于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党的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政府在应对转型社会矛盾高发期的现实问题时负载过重、履职不顺。就国际方面而言，一方面，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并且在诸如“一带一路”等发展倡议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外部环境持续得到改善，“中国模式”或中国方案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和替代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存在于传统国际秩序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仍在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不肯放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颠覆政策，特别是保守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继续扶植中国国内的敌对势力，妄图给中国的改革发展制造障碍，利用西方文化软实力和话语霸权方面的优势渗透、入侵，影响中国年轻一代，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试图分散中国投入改革发展的资源和精力，以维系其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的各种利益。简而言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各种矛盾和问题正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复杂形式呈现出来。合理地应对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且要求党和政府以练好内功为支点，不断提升自身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相应的，处在这一升级发展的关键期，浅层次的政策性改革已经不足以从根源上解决矛盾，需要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支撑的总体性设计的指导。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做出了一系列战略性改革发展规划，并把依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明确提上日程，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阻碍指明了方向，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旗帜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品格，不断地探究存在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将理论创新置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寓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始终与“五大发展理念”同步，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互动，不断强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根据国内外的新特点新趋势，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打造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在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同时，面对各种危机与挑战，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尤其是政治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推动了党的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与执政能力的增强，强化了党领导一切工作的体制机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形式与内容，民主的价值与过程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牢牢把握历史发展大势，适应时代特征，站在时代前沿，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高屋建瓴，以世界的眼光，宽广的胸襟，创新了可与世界交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从传承与超越的视角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予以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限于篇幅，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具体论述了政治的地位与能动性。在谈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并没有一味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反复强调政治的意义：“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同样强调政治对于经济以及其他工作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针对很多领导干部醉心于经济建设和日常事务等严重问题，江泽民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习近平特别强调政治的作用与地位，明确指出“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有了过硬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在重视政治的能动主义的同时，赋予政治以人民的内涵。邓小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将政治定义为“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江泽民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胡锦涛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更加清晰地提出了民心政治观，认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民心是当前中国政治活动的核心支柱。换而言之，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赢得民心，一切政治活动成功与失败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生、民心与国家发展互为前提，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支点，其中民心又是连接民生与国家发展的纽带。因此“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应当“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要将制度的优势转变为治理的效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吸取“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教训的基础上，为顺应民心，提出了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为核心的政治生态观。

再次，阐明了把握政治现象的思路与方法。政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及时、准确地甄别、把握瞬息万变的政治现象，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指导性的原则。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立即通过改变政治观的方式来解放和统一全社会的认识。在对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以及全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进行长期观察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分析政治问题的核心标准——“大局”，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并进一步解释道，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国家发展总目标、总任务密切联系的，并且能够决定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党的命运的问题都是“大局”问题。将大局从空间上分为“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并认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大局与前提，即“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江泽民指出：“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反对李登辉和达赖分裂祖国的行为，抵制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文化的侵蚀，都是政治”。

最后，揭示了政治的丰富内涵。政治作为一种多元的复合存在，其本身的结构也很复杂，内容十分丰富。“政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江泽民指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特别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提高政治能力，把握政治方向，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加强政治历练，增强政治自制力。这些论述均说明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

其一，对阶级问题的认知不断精细化。集中表现为通过深入考察、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状况，以及瞬息万变的形势和任务，适时提出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和处理阶级、阶层关系的理论。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阐明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变化状况，并由此确立了以阶级划分作为政治派别划分和阶级斗争依据的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创造性地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个阶级，并进一步将中国农民阶级划分为贫农、雇农、中农、富农等几个阶层，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重性理论，由此制定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邓小平认为，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剥削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管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资产阶级已归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已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但为了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还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常现象。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兴业态以及新的社会群体大量出现，后者被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之，在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多元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阶层发展状况和由此带来的主要矛盾问题的新认识、新判断。

其二，以团结协调的方法来解决阶级内部问题。对待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范围内的阶级结构，根据历史任务，主张在提防敌对阶级的前提下，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调解阶级矛盾,二是实现阶级合作。他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新的阶级结构，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于阶级斗争领域问题必要的政治掌控，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调在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运用经济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来解决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运用思想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式化解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统一的角度，提出要使中国各阶级阶层间和谐关系成为一种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从而彻底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论”，发挥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性作用，把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胡锦涛强调“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能够通过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的方式，为在全社会形成谅解宽容、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做出积极的贡献”。他还具体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则，即“一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二是注重维护群众权益；三是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四是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领域，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都正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复杂形式呈现出来。为合理应对矛盾，解决问题，习近平提出了协调各阶级阶层关系，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积极性的要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三，以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对抗性阶级矛盾。政治的本质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厘清政治问题，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政治斗争的对象，毛泽东对此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改革开放之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邓小平在反复强调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已经结束，社会的阶级关系趋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没有断然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素将长期存在，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会激化为更加突出矛盾的可能性。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成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特定情况下，那些非对抗性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有可能蜕变为激烈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整体大局。所以“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面对西方对我国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的行动并未停息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斗争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尤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鲜明的阶级属性，要清醒认识、高度重视、科学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其四，以经济发展为阶级消亡创造条件。阶级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消亡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无论用何种方式缓和阶级矛盾，最终阶级矛盾的消灭都需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为消灭各种类型的差距创造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人民政府通过“一化三改”这种和平方式，将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推引至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采用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等经济协作形式把个体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国营的或集体的)轨道。这种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可以说是处理阶级关系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调在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运用经济手段、政策手段来解决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处于转型发展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和阶层群体内部由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矛盾绝大多数都属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需要依靠发展的方式来达到总量控制和烈度控制。对此，胡锦涛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现阶段我国各阶层围绕‘利益’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并由此导致的诸多的社会不和谐，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发展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是发展中的矛盾，需要靠发展的手段来解决，从而指明了党和国家处理社会矛盾的政策方向，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低水平维稳给社会造成的沉重负担。鉴于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性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一，创立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学说。毛泽东对国体、政体以及民主与专政关系进行了阐述，明确指出国体即国家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政体即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和国家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集中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新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类型，只有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否则就叫作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他强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享受民主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由此，民主就更具有广泛性。第二，专政主体的“人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专政的对象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基于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还将长期存在的正确判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必须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予以坚持。他鲜明地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西方议会制度，主张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否则将导致权力分立与牵扯，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丧失。江泽民强调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习近平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势，强调必须予以维护、巩固并不断发展。

其二，对国家职能进行了系统论述。毛泽东在强调国家政治统治职能的同时，特别注重其他职能的履行，尤其是在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多次强调应当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全面客观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政治职能，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职能的重要方面。强调国家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特别是推进经济建设，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关键与核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指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永葆生机的重要活力来源。“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完善因而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在此过程中，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进一步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规范党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重要规则和程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断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吸收优秀人才；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建立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继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根本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人民民主的重要性提高到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再次将之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新要求。这些论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新认识。

其三，立足基本国情，把国家结构形式与解决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确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补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这种国家结构形式有效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各民族平等地位和促进民族地方发展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在解决港澳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了国家结构理论。相较于民族问题，港澳台问题更为复杂，关涉国际关系、社会制度、历史事件等因素。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以“一国两制”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构想，将回归后的港澳台地区定位为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一定对外关系的高度自治，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的制度。可以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的创新构想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其四，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旗帜鲜明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在充分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维护国家主权、国家总体安全的同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发展形势，创造性地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的总任务，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顶层设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置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一新的高度，重点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和显著优势。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不断完善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以不断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为依托，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动、增强合力。进一步彰显国家制度的人民性，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础上具体部署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书、时间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深入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奋斗目标，强调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优势，深刻阐释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其一，十分明确地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作用问题。无论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他把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视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胡锦涛指出，共产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将其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势。

其二，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首先，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是必须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党的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随着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逐步走向自觉，十分明确地将党的性质概括为“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针对新情况新变化，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连，这样的自我定位是对党的性质理论的深化与拓展。

其次，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建设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毛泽东深知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在革命年代强调要努力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在全党应当“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必须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围绕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再次，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历届领导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党的建设的艰巨性，并就此进行了全面论述。毛泽东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基本途径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并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自身建设的相互关系，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使党的政治路线在全党工作中得到正确贯彻的根本保证，是实现全党在政治上高度一致的重要途径。同时，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强调全党要把作风建设提到党的建设的高度来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顿党风，并将其作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一伟大创举克服了历史上过火斗争造成的弊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正确途径。另外，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多次提出要做到“两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如此等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具有长远的重大的指导意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为此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四项任务，即加强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改革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改善领导作风，促进党的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强调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加强反腐败工作，从严治党，厉行党的纪律，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坚决清除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走出了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经常性路子。除重视自身建设外，邓小平还高度关注和警惕国际形势变化给中共执政带来的新课题，要求加强对军队、专政机构、共产党员、人民、青年的教育，比较系统地思考了外部环境对中共执政地位带来的考验问题。

随着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理论逐步走向自觉。在认清已经全面执政的现实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总结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经验，明确规定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形成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同时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从反腐败的角度把脱离群众的危险提高到关系执政地位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无疑具有深刻意义。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破天荒第一次把党内民主提升到‘生命’的高度”。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指出从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要求看，要做到民主执政必须“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将党内民主发展放置于党建工程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而且以提高执政能力为导向，突出创新的主题。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课题，推动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及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将党建工程从思想、组织、作风“三位一体”发展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位一体”。针对执政实际，指出当前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强调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战略任务。围绕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明确指出，党的建设状况如何，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引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通过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有针对性地凝炼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新要求，进一步明晰了建设目标和建设思路：努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其三，在建立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进程中，创立了一系列相关理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应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认为这样做对共产党、人民、社会主义都有利，从而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思想。邓小平把多党合作制度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民主党派以新的内涵：“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给予民主党派在新时期以科学的定位：“各民主党派都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同我党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合作方针由原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延伸丰富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体现了真诚相待、休戚与共的政治命运共同体关系。总之，多党合作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的领导为前提，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民主党派之间相互监督，有利于防止和纠正执政条件下领导干部身上所沾染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习气。明确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为多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高度概括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第一次提出了衡量中国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能否保持国家政体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概括有利于廓清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和认识上的误区，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制西方多党制的诱惑和侵袭，提高坚持和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胡锦涛不仅将政党关系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五大关系之一，而且将其置于首位，凸显政党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理论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与时俱进，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纳入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对象，既为各民主党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又意味着多党合作制为原有阶层、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利益表达提供了畅通的渠道。逐步形成了一些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必须坚持的政治准则，为多党合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胡锦涛指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心同德，为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进一步强化了发展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地位，拓展了发展的内涵，首次提出“党委要切实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要在知情、沟通、反馈等环节建立健全制度，保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的正当权利等。这些理论及政策的创新有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

习近平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定位更加科学、更具动态性，为建设更加和谐的政党关系、为“建设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一个这样的参政党”提供了目标和方向保障，这就急需推进民主党派在责任担当、功能发挥等方面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将政党协商作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继续探索规范政党协商形式，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加强政党协商保障机制建设”。在政党协商形式、提建议制度、政党协商对象、政党协商保障机制等方面均有了丰富和发展。当然，推进政党协商，还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此外，政党协商大大丰富了协商民主理论，充实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共中央对政党协商的价值、功能、形式、程序、渠道、对象等的认识有了重大发展，在推进政党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可操作性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着眼于世情、国情、政情和社情的新变化、新发展，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服务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阐述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便高举民主旗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创出一条民主政治的崭新道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胜利，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政治开始全面建立起来，并通过后续相应的民主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实践得到不断巩固，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实现了发展人民民主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创造了条件。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论述了民主的意义与价值。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交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旧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并围绕发展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辛探索和积极实践，创制了一系列民主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更为具体广泛领域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问题过程中，充分重视发展民主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联系。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下，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应当是民主的方法。邓小平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实行充分的民主，才能充分地解放人的思想，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持续强劲的动力，并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论断。主张将民主渗透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社会和社会生活。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胡锦涛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布局出发，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民主提高到又一个新的高度。“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党的一切执政活动，国家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到民主发展所解决的，远不仅仅是赋予和保障人民群众更多政治权利的纯政治领域问题，而且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主本身就是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主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又可能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势必将这种本质属性转化为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条件。

其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原则、推进路径与方法的理论。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是全面的民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发和自为的过程，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组织和调动各方面力量投入民主发展进程，扫清旧传统遗留的反民主因素等，都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权威领导核心，而在当代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这样的重任。因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坚持法治的原则。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由于民主建设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对社会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必然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尤其是在鼎新革故的压力面前，难免会造成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些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准确地把握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民主建设的节奏符合时代条件和任务的要求。国内外民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一旦罔顾民主发展阶段性的限制，急于求成地推进所谓民主政治的“跨越式发展”，就可能在民主建设过程中破坏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能否遵循保持稳定的基本要求来推进一种积极稳妥的渐进式民主发展，关系着民主建设本身的成败。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民主建设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三权分立；反对极端民主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趋势；（四）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五）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相结合；（七）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八）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践证明，这些基本观点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民主政治建设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胡锦涛指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好、发展好这些制度”。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存在许多先天条件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是一个需要长期摸索的过程。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民主发展不仅需要来自国家制度层面的确认与保障，而且还与党内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治生活中的具体民主制度机制紧密相关。特别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改变，基层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对维护和发展民主权利的诉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在基层社会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发展基层直接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直接行使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权利，以达致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目标，需要在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基层群众的参与，创造出更多的民主协商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要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民主建设的新形式。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十分重要，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十分重要。“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强调必须加强全过程民主建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纵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丰富和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价值取向、基本立场，体现了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又紧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适应时代特点，植根中国社会，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同时这个创新过程，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重大政治学理论成果，始终直面现实问题，在指导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创立，并在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且往往是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和关键点，将丰富和发展了的政治学理论，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其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与现实价值的成功经验，当继续坚持和弘扬。